彭明輝：低薪問題面面觀 - 薪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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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明輝：低薪問題面面觀

實質月薪倒退十六年，而大學生起薪又低到讓很多人不忍，因此大家都在問：「這樣的工
資合理嗎？是不是老闆在壓榨勞工？政府是不是該出面解決？」

當勞工團體要求調漲基本工資時，財經閣員的管中閔院士卻疾言厲色地拒絕，他的理由是
：「調整基本工資將導致失業率上升。」

為管中閔辯護的人拿出經濟學常見的供需曲線圖（如下圖）來說明：台灣大學生在市場上
的價格是由供需曲線的平衡點決定的（見黑色線條），如果政府硬要設定較高的基本工資
（見紅色的線條與字體），則資方在既有需求曲線下願意聘僱的人數將會下降（紅色線所
指示的位置），而使失業人口增加（等於下圖中「基本工資下的就業人數」與「既有供需
平衡就業人數」之間的人數落差）。

但是，不服氣的人說：但是韓國大學生的起薪明明就是台灣的2.6倍，這不就已經證明了
台灣勞工的薪資被刻意地壓低了嗎？他們無法理解經濟學為何會被用來捍衛這樣不公不義
的現況。

其實，不只是這樣，根據國際著名的德勤全球（Deloitte）製造業團隊與美國競爭力協會
（U.S.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Council）聯合調查發表的《2013全球製造業競爭
力指標》（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Index），台灣製造業的每人平均產
值是韓國的117%，但每人平均薪資卻只有韓國的52%。人均產值較高的台灣，人均薪水卻
只有韓國的一半，這該怎麼解釋？

捍衛市場機制的人因而很不耐煩地說：台灣的大學生起薪低，是因為升學率太高而入學成
績太低，所以大學生實質能力本來就很差；此外，大學生供過於求，本來就會導致大學生
的價格下降啊。這個論述乍聽很合理，可惜卻違背一個簡單的事實：韓國大學生的就學率
還遠比台灣高！

大學就學率分粗就學率（大學生總數／適齡人口）與淨就學率（適齡的大學生總數／適齡
人口），粗就學率的分子包含所有年齡層的大學生，而分母卻只計入18至21歲的總人口數
，因此結果可能大於100%。韓國大專的粗就學率高達103%（曾一度高達106%），全球第一
，而淨就學率在2010年時就已達70.1%；而2013年台灣大專的粗就學率才83.88%，淨就學
率則首度超過70%門檻而達到70.4%。

此外，根據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詹盛如與楊濟華2014年在《臺灣教育評論月刊》發表的
研究報告〈學歷通膨？韓國的發展經驗〉，韓國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平均薪資一直都遠高
於高中職教育程度平均薪資（差距將近一倍），即使在大專粗就學率超過100%以後亦然；
此外，大壆畢業生的薪資大致上是跟大學生的粗就學率一起成長；因此學歷提高並沒有造
成「學歷通膨」效應。至於大學畢業生太多會不會擠壓高中生的薪資？韓國的表現是：高
中與高職生的平均薪資也是隨著大學畢業生的薪資一起成長，並沒有被壓縮。因此兩位作
者的結論是：「從總體經濟學的角度而言，過去二十年來，韓國的勞動力供給、薪資結構
與產業發展╱升級，獲得妥適的搭配。」

捍衛市場機制的人又說話了：台灣製造業的產值高，是因為老闆和高階經理人能力較強；
而台灣的員工薪水低，是因為他們的素質較低；只要不是出於政府的人為干預，市場決定
的價格自然有其成立的理由，不需要用陰謀論去歪曲事實。這個說法又違背事實了：韓國
的經營者積極投入研發，建立自有品牌，並開拓海外市場來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，充分發
揮韓國員工的生產力以及教育素質提升的果實；但是台灣代工產業的經營者無法有效地將
教育水準的提升轉換為附加價值的提升，因此韓國高階經理人顯得更「英明」，貢獻更大
，更有資格壓低員工薪資或者將產業外移。

常見的供需理論無法解釋台韓薪資結構的差異，我們必須突破供需理論的表象，從更深層
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去看隱藏在供需曲線背後的真相，才有機會對台灣的低薪現象提出既合
理又合乎現實數據的解答。

朱雲漢是繼胡佛之後第二個成為中研院院士的政治學者，他兼治經濟，並在2013年發表了
〈天河隨筆－台韓薪資落差 為何會這麼大？〉一文，轉述他跟韓國首爾論壇會長鄭求炫
（曾任三星集團經濟研究所所長）對此問題的討論，也給出了看來最嚴謹而周全的解讀。

他們首先根據實際數據排除了三個不重要的因素：購買力的差異、畢業生的素質、大學生
供過於求。其次，他們同意產業經營模式是關鍵因素之一：南韓企業重視研發與建立品牌
來提升附加價值，所以有能力吸收勞動成本的上升；而台灣以代工為主的產業很難提升獲
利空間，自然拼命壓低成本。但是他們也同意，這個因素的影響有限。

那麼，最大的因素是什麼？他們一致認為是：台灣嚴重地向資方傾斜的勞資博弈機制，使
得勞工薪資被不當地壓低；而造成這種傾斜的兩大關鍵因素是台灣的工會組織遠比韓國弱
，以及台商經常可以成功地以出走來要脅政府，執行對資方有利而對勞方不利的政策。

也就是說，兩國勞工產值相近，有機會享受相近的工資；但是韓國勞工較團結而比台灣勞
工有較堅強的議價權，所以他們獲得的工資較高──關鍵的差異在於政治問題，而非經濟
問題。這個論點的隱藏意涵是：如果政府願意像德國制度學習，站在勞資之外的第三方，
以中立的立場協助勞資進行合理且對等的工資談判，台灣的薪資可能就可以立即獲得改善
，而不須等待遙遙無期的全球景氣復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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